80年前地下黨員開的小鋪子現在總資產近2萬億

發佈時間：2022/06/19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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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源：圖蟲創意

作者：左頁

來源：藍鑽故事（ID：lanzuangushi）

文章已獲授權

大家好，我是左頁。

今天跟大家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群體：建國之前為我黨賺錢的人。這個群體關註的人比較少，但在我黨早年曆史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群人早年開了許多店鋪，辦了不少企業，其中有一家存續至今，而且滲透至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稱巨無霸的多元化企業，即華潤集團。

最近，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公佈了2021年度上半年經營業績。數據顯示，業績增長良好，營收、凈利潤分別為3474億元及315億元，實現同比增長27%及41%。

儘管增長比率不及一季度，但與一季度營收1595億元、凈利潤145億元的成績相比，依舊保持了穩步增長的態勢。華潤目前的總資產已逼近2萬億大關，整體運營狀況已超出疫情前水平。

如果你不熟悉華潤集團四個字，那你聽過或喝過怡寶純凈水嗎？沒有？那雪花啤酒呢？東阿阿膠、藍劍啤酒、雙鶴藥業、萬象城、太平洋咖啡，或最常見的華潤萬家超市？沒錯，它們都屬華潤集團旗下產品。

我今天就結合華潤的誕生史，講講這群特殊的“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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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隱隱於市

1948年12月底，盧緒章結束了香港的工作，坐蘇聯貨輪阿爾丹號，回解放區大連，同坐一船、回去參加政協會議的章乃器看見了他，非常愕然地問：“咦，這不是盧總經理嗎？”

後來，盧作為上海市市長陳毅倚重的幹部，公開亮相，再次引起騷動，大量的工商界人士，甚至一些上海地下黨員，紛紛給陳市長髮急函：“他是CC頭子陳果夫的紅人，中統、軍統是他家的座上賓，務必請組織查清他的底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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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緒章

發急函表示擔憂的人並沒看錯，盧緒章的確跟國民黨高層走得非常近，是富裕、大家都認識的資本家。在重慶、上海，他創辦的廣大華行鼎鼎大名，股東中包括國民黨高官。1945年抗戰勝利時，他在紐約開了分行，專門代理美國施貴寶藥業中國區銷售。

盧緒章跟蔣介石侍從室專員施公猛、軍統局處長梁若節、民航檢查站站長嚴少白等人，往來密切，也已眾所周知。

1947年初，施公猛把他介紹給了陳果夫，從此盧成為陳的心腹，為其經營一家頗為賺錢的藥廠（陳任董事長，盧任總經理）。有一次陳高興了，將自己的著作《維生論》送給盧的兒子盧賢棟，在扉頁上寫：“盧賢棟惠存，弟果夫呈。民國三十六年初。”

既然如此，盧緒章怎麼一下子就成我黨重用的幹部了呢？其實廣大華行員工、乃至盧最親密的家人亦感覺不可思議。但事實就是，盧的確為紅色商人，只不過穿着白色的外衣。

盧緒章，原名盧植之，1911年出生於浙江寧波一戶經營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4歲去上海學做生意，年輕時愛國、進步，後與朋友合資做了一家小企業叫光大行，為外地教會醫院、客戶辦理醫葯郵購業務，有點類似現在的代購，但經營不善，不到半年就夭折了。後來他們把光大行改成廣大華行，在原有業務上加上了郵寄業務，這一次做成了。

1937年，經由上海地下黨員楊浩廬考察、引薦，盧緒章加入我黨。組織命他留在被日軍包圍占領的“孤島”上海，以合法商人身份繼續經營廣大華行，同時經營一個叫華聯同樂會的合法組織，暗中組織募捐、支援抗戰。

截止1939年，華聯同樂會發展至1萬多人。盧緒章的出色工作，得到組織重視。1940年夏，重慶紅岩村，周恩來親自接見了他，面授機宜，要求他不要暴露黨員身份，以資本家身份留在上海經營企業，其中有幾個要點：

“單線領導，不與其他同類機構和人員發生橫線關係；社會化、職業化，即有合法的正當職業、社會地位；不與其他左派人物來往；即使家人乃至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廣交朋友，尤其國民黨高層。”

就這樣，多年來，廣大華行為我黨賺錢、兌換法幣、運送藥品物資、作為地下黨員聯絡站，忙得神不知鬼不覺。

有一次深夜，盧緒章讓妻子毛梅影幫忙把一批支援八路軍前方部隊的藥品搬上車。妻子有點疑惑地問：“你賣藥做生意，為什麼非要在半夜三更呢？還要你總經理親自裝車，你……你莫非是共產黨吧！”

盧望着妻子嚴肅說道：“八路軍抗日出大價錢買我的藥，我是中國人，怎麼能不賣呢？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說了是很危險的。”

因此，一直至1948年，他的家人才知道盧緒章的真實身份，跟其他許多人知曉的時間是一樣的。

從1937年至1948年8月的11年中，廣大華行為黨組織籌集經費、賺取利潤近400萬美元。1948年8月，由於與公司相關的一位黨員被捕，其妻子叛變，中央決定結束廣大華行內地一切業務，開始清理資產，轉至香港，截止1949年3月，廣大華行上繳黨組織315萬美元、20萬港幣以及一些金條、法幣和其他物資。

1950年，廣大華行與另一家紅色企業合併，從而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家紅色企業，即我們接下來要說的華潤。

小店主

華潤跟廣大華行不一樣，一開始就是黨產。

它的創始人為楊廉安先生，也稱楊琳，原名秦邦禮，出生於1908年，無錫人。這個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要說起他的哥哥秦邦憲，即博古，大家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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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廉安

年輕時，他跟盧緒章一樣，愛國、進步的好青年，年紀輕輕去了大上海學人家做生意，在小店鋪里做店員，學會了記賬和開店。

1931年，楊正式參加革命工作，秋天正式入黨。他參加革命工作的契機，比較特殊，受命於危難之際。

這一年，上海中央特科，因顧順章被捕叛變，遭遇重創，大量特科人員暴露被捕，周恩來緊急轉移設相關機構。5月，中央特科改組，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雲，接替周恩來，成為新負責人，需啟用身份未暴露的新人，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博古，將弟弟介紹給了陳雲。

從此，秦邦禮化名楊廉安，接過組織交給他的兩根金條，開啟了他秘密紅色商人的革命生涯。陳雲主要交給他兩項任務：開店，建交通站。

當時上海租房，需要“殷實店鋪具報”，開些小店鋪，可為革命組織和個人“打保單”，有時還能作為地下黨員開會碰面的場所，以及後勤補給。

比如，楊廉安開的傢具木器店，就經常作為會議室，如果發現可疑跡象，或遇到敵人搜查，大家就把文件往傢具夾層一塞。楊作為店主，可在安全時再取出來。他開的米店和文具店，則經常提供後勤和生活保障。

當時開這類小鋪子，一般不怎麼盈利，有時還要貼錢。楊廉安比較厲害，他先開了一家米店，將無錫的大米販賣至上海，很快就盈利了。接着，他用賺來的錢，又開了家傢具木器店，之後一年之內開設了塘坊、南北貨店和文具煙紙店等店，店生店，利滾利，個個紅火，生意革命兩不誤。

楊廉安的另一項工作，建立交通站，也很重要。所謂建交通站，即為打通從上海到江西蘇區的路線，沿途建補給站和接應點，以便傳遞情報、運送物資和營救同志等，其形式，主要也是各種小店。

因為有人叛變，原來的交通站廢了，需建新的站點。新的路線確定為香港—汕頭—潮州—大埔—青溪—永定，為此，陳雲特意派楊廉安去汕頭開了一家藥店，叫中法藥房汕頭分房。

在紅軍離開蘇區前，大約四年時間里，楊一直在上海汕頭兩頭跑，為蘇區採購和轉運物資、護送幹部和轉送文件等。

這類工作非常辛苦，同時也非常危險，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身份一旦暴露，隨時可能被捕被殺。

1933年初，上海臨時中央，將部分機構和人員遷往江西，包括博古、張聞天、劉少奇和陳雲，都要分批前往蘇區。

為了護送好這些幹部，楊廉安多次往返滬、汕和蘇區，有時打扮成商人，有時喬裝成當地老百姓。護送陳雲、博古時，至永定縣，遭遇國民黨千餘人圍剿，當地一名叫卓雄的交通員，帶領另兩位同伴，將敵人引走，博古和陳雲才化險為夷，可謂驚險萬分。

1933年3月，陳賡被捕，被押送至南京。老蔣親自審問，稱其“救命恩人”，威逼利誘，勸陳自首、歸順，但陳寧死不從。後經宋慶齡營救，老蔣無奈釋放陳賡。陳帶着一身傷，自南京逃出，抵達上海時，就住於楊廉安家裡。他身上的傷完全痊愈後，楊又將其護送至汕頭中法大藥房，接着送往蘇區瑞金。

楊廉安“小店主”生涯，一直持續至1935年秋季，期間營救和護送的黨員幹部多達200餘人。自始至終，他的真實身份從未曝光，關鍵，他完全解鎖了生意密碼，為他後來創辦華潤提供了便利。

他後來離開他經營的店鋪，陪着陳雲去了莫斯科，進入列寧學院學習。1937年春夏之交，他再次回到上海經營店鋪，但8月31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他被迫賣掉店鋪，轉至延安。

聯和行

有了做生意的訣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的1938年，在延安教了一段時間馬列課的楊廉安，再次被我黨充分利用起來，派去了香港“八辦”工作。

“八辦”，即八路軍辦事處，為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依據國共達成的合作協議，在各大主要城市建立的辦事機構，曾前後在15個地區設立過17個“八辦”，主要工作包括宣傳抗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調運物資、掩護和聯繫中共地方組織，營救和護送進步人士等。

香港“八辦”，具體地址在香港鬧市區皇后大道中18號2樓。它比較特殊，因為當時香港在英國人手裡，周恩來特意跟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卡爾協商爭取而來，毛澤東親自任命有海外資源的廖承志籌建、負責。

由於英國人忌憚國民黨說他們偏袒共產黨，因此香港“八辦”對外以經營茶葉的名義掛牌，叫“粵華茶葉公司”，跟何香凝（廖承志母親，原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妻子）和宋慶齡成立的“保衛中國同盟”，為兩塊牌子，同一套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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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中國同盟成員合影，右一為廖承志

香港“八辦”，主要工作跟其他“八辦”也不太一樣，它充分利用了香港特殊性，以及何香凝和宋慶齡的特殊身份，向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外國友人，以及國民黨高層募集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的資金和物資。

比如，宋子文曾出10萬塊錢，資助廖承志籌辦香港“八辦”，宋氏三姐妹也曾一起亮相香港，聲援抗日，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馮玉祥、印度革命領袖尼赫魯，以及美國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都曾通過香港“八辦”支援抗日。

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以及他們的醫療團隊，也經由香港“八辦”送至內地支援抗日。再有，它也是東江游擊隊的組織者。香港淪陷之際，香港“八辦”成功將800名文化名人營救和護送至內地，成為一時佳話。

當時不少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國友人非常熱心，香港“八辦”募集的錢財和物資挺多，包括藥品、毛毯、手術器材、文化用品，甚至還有大型救護車和大型X光機等，其中第一年就籌集了25萬港幣。

毛澤東說八路軍每個團應至少裝備一部電臺，宋慶齡立馬就在香港購置了大量軍用電臺；1939年，“保盟”還出資，委托西北製作了10萬件棉衣，送往西安“八辦”；1938-1941年間，通過香港送往延安的卡車達30餘輛、資金500萬美元、藥品120噸。

為募集資金和物資，廖承志和宋慶齡等人，必須利用他們個人的影響力，有時還需組織義演和公開拍賣活動，所以身份肯公開的，因此也免不了產生風險。

1939年，香港“八辦”被港英警察查封，5個人被捕，原因是當時日本人跑來香港，與英國人談判，英國人表現出退讓之意，宋慶齡發表公開演講，抨擊英國人投降法西斯，惹來港英政府震怒。

所以為安全着想，與公開募捐相反，保管和運送募捐來的物資和資金，需要絕對保密，以避開各類特務、沿途軍閥、地痞流氓和國民黨右翼勢力的干擾。

為此，香港“八辦”、“保盟”，成立一個獲得了合法身份的秘密貿易機構，專門負責保管和運送物資，這就是“聯和行”，由楊廉安負責，名字，即取自他的名字“廉安”的無錫發音。

聯和行，就是華潤前身，當然它成為真正的華潤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最初聯和行的規模很小，啟動資本不過兩三萬港幣，工作人員也就楊廉安和另外兩個工作人員。

聯和行成立後，除了轉運“八辦”募集的物資外，還有兩個事要做：一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採購西藥、無線電器材和交通器材，二是每次回內地時，順便將重慶、西安、武漢等地“八辦”募集來的外幣帶來香港換成國幣，匯回國內。

從這三項任務可以看出來，華潤前身聯和行，最初並無盈利或賺取利潤的功能，至少非主要目的。但靠着貿易機構的牌子和商人身份，楊廉安也積攢了不少生意場上的朋友。

有意思的是，楊廉安第二任妻子，後來聯和行的會計黃美嫻，也是他在一家叫燦華的公司里採購無線電器材時所認識（也有說是何香凝介紹）。

黃美嫻年輕漂亮，出生於加拿大，美籍華人，第一語言為英語，會普通話和粵語，畢業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多才多藝。她家境殷實，祖父是墨西哥華裔，經營果莊，還建過華僑學校，父親在上海做過律師和建築商。他們家在上海、香港都有房產，她叔父是國民黨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廳長，所以在廣西桂林也有房產。

黃美嫻對楊廉安的事業幫助很大，對華潤也有很深的影響，曾拿出香港房產做抵押，支持丈夫的事業。

1938年廣州淪陷以前，聯和行自香港往內地轉運物資還算方便。可廣州淪陷後，路就不好走了，一開始改經廣西桂林-貴陽-重慶這條路，後來廣西不安全了，又改經越南河內-鎮海關-南寧-貴陽路線，再後來，越南也不能走了，再改緬甸運輸線，經緬甸入雲南-貴州-重慶，即著名的滇緬運輸線。

可以想象，這工作有多折磨人。每走一趟都得掉層皮，何況常年來回。我們以其中一次轉運的物資、人員和路線情況為例，大家感受下其中的難度：

10輛運輸車，外加大量醫療器材、藥品、無線電零件、電子管、電線、燈泡、廣播器材和發電機等，另有衣物、被服20大箱，同時還帶着20個準備回內地抗日的港澳同胞和愛國華僑。

走越南線，一路經海運、陸運、河運，跋山涉水、翻山越嶺，途中，貨物反覆裝卸打包，為避免國民黨哨卡找麻煩，類似電訊器材這類戰略物資，還要塞進裝衣物、被子、軍毯和鞋襪等救濟物資的木箱里。

做得如此辛苦，儒雅的楊廉安，很難保持老闆的派頭，更像個搬運工。

當時楊廉安和家人的家庭生活也過得一般，時任上海“八辦”秘書長的劉少文，曾去香港看過楊廉安與聯和行的賬目，他說：“楊廉安的賬目很清楚，家人開銷非常節儉。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擠一個小單元，沙發兩用，每晚拉開沙發就是床。”

聯和行這工作，楊廉安一直乾到1941年12月日軍入侵併占領香港為止。它成為賺錢的公司，並演變成龐大的集團企業，還要等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

潤澤中華

1946年8月，楊廉安（此時已改名為楊琳）抵達上海會見周恩來，預備接受組織安排新的工作。他非常期待，也有點忐忑。

1941年香港淪陷後，他被迫暫停香港聯和行，輾轉廣州、香港、桂林、梧州等地。近5年來，他繼續以聯和行名義做了些生意，雖然在桂林時遭遇日軍查封，損失慘重，但他去面見周恩來時，手裡竟然還積攢着近1000萬元的貨物——當時法幣還未貶值。他經商的奇才，由此可見一斑。

剛一見面，周恩來就伸出雙臂緊緊擁抱了楊廉安，並問候他家人的情況。可剛沒說幾句，他已泣不成聲。

話說香港淪陷時，他除了幫助“八辦”轉移文化民主人士外，還要負責取出並轉移聯和行的資產。

可他自己的家人也屬難民，反而顧不上了，全靠他愛人王靜雅挑着兩支籮筐，一頭裝孩子，一頭裝生活必需品，再攙着裹小腳的婆婆，一路顛簸逃至廣東湛江。後來楊在各地奔忙做生意，直到抗戰勝利，楊才重新看見他們。

更令他痛苦的，是他的哥哥博古，4個月前，與葉挺、王若飛等人乘坐飛機從重慶至延安，途徑山西黑茶山時，飛機失事，不幸遇難。他的老母親並不知曉這個消息，因為自1933年博古從上海轉移至瑞金後，兩母子就沒再相見過了。

1946年這次佈置新任務，對周恩來來說同樣相當沉重。因為國共兩黨和談眼看就要崩裂，全面內戰一觸即發，到時免不了一場腥風血雨、生靈塗炭。

作為黨的領導，他未雨綢繆，需為即將爆發的全面內戰做好萬全的準備，其中包括轉移、安置當時還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談判的中共組織和人員，找尋新的可合法聯絡的大城市。

更重要的，他還必須找到新的”生財之道”，為轉移安置人員、為未來的戰爭提供不竭的“燃料”，否則，很難抵擋得住背後占據着財源優勢、且有美國撐腰的國民黨。

楊廉安這次來上海，接到的新任務，跟過去相比，絲毫沒有更輕鬆。

周恩來要求他發揮善於經營貿易的長處，利用身份未暴露的優勢，回香港繼續辦聯和行，打通國內外貿易和物資運輸線，培養對外貿易幹部，順便賺點大錢，同時安排好自上海和南京辦事處轉移至香港的人員，給他們找事做，能教書的教書，能辦報的辦報，隱蔽下來。

因此楊廉安很快又回到了香港，並將聯和行改為“聯和行進出口公司”。不過此時公司依然只有他、黃美嫻和一個會計三個人，勢單力孤。

真正改變這一局面、讓這家小貿易公司變成大企業的，是楊廉安的幕後大老闆、直屬領導錢之光。

錢之光，出生於1900年，年紀比楊廉安要大，參加革命和入黨的時間更早。當年楊廉安去香港“八辦”工作，即受命於他。

他也是我黨最早主持貿易、經濟、物資和財源的幹部，長征時負責徵糧和後勤保障。他最著名的身份，莫過於”紡織工業的奠基人”，以及建國後首任輕工業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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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之光

其實，錢老還有一個身份，更加傳奇，即早年中央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局長。在位期間，他制定外貿規則、培養外貿幹部和籌建外貿機構，成功擊碎了國民黨經濟封鎖陰謀。

對這事，大家可能比較陌生，但當年老蔣封鎖蘇區食鹽流通，導致食鹽奇缺，相信很多人知曉。

當時蘇區許多民眾因為缺鹽，無力走路、身體浮腫、發育不良、“少白頭”，鹽比黃金還珍貴，弄得人們只能利用廁所、廚房、墳墓下沉積的土熬制硝鹽（很難去除有毒成分）。

以錢之光為首的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帶領蘇區人民鬥智鬥勇，使盡了各種辦法突破國民黨封鎖、往蘇區帶鹽，電影《閃閃的紅星》潘冬子，將鹽水浸透在棉衣里，然後帶給游擊隊，為當年真實場景再現。

蘇區外貿總局，後被視為“共和國外經貿事業的源頭”，其實也是我黨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放開手腳搞進出口貿易（主要指蘇區與白區間貿易），因為受左傾思想影響，與白區做生意很容易被扣帽子，而白區商人受制於國民黨封鎖，同樣有顧慮。

怎麼打破封鎖，利用經濟規律、制定合理公平的制度，發動民眾、私商自主開展貿易，是一項需要高度思想覺悟的技術活，跟後來的改革開放有一脈相承之妙。

這有意思的是，後來錢之光擔任第一任董事長的華潤，同樣也是以突破經濟封鎖著稱的公司，而且在特殊年代，也擔負著對外貿易部的角色。

1946年11月，國共談判確定崩了後，我黨陸續撤離南京上海。撤離有三個方向，一部分人回延安，一部分去煙臺這類解放區，還有一部分前往香港和南洋。

其中撤至香港的人最多，因此還成立了幾個組織負責協調管理。此時的香港，取代上海和南京，成為中共最重要的可公開活動的大城市，同時還承擔著“發展海外經濟關係”的重擔。

中央指定有在蘇區外貿經驗的錢之光，赴港“發展海外經濟關係”。自1947年2月開始，至他1948年8月正式成行，前前後後中央一共給他發了六次電報，催促他儘快赴港。

但錢老並沒有立刻赴港，因為他赴港之前，花了大量精力部署。他的部署如今看來也非常絕：以楊廉安掌控的香港聯和行為基礎，發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將我軍控制的東北、華北地區的農產品，包括大豆、豬鬃、皮毛賣到香港，再從香港採購解放區需要的醫葯、鈔票紙、醫療器材、軍工用鋼材，互通有無，從而可持續的經貿往來。

但要搞好這件事，並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辦貿易公司需要大量資金，當時錢之光向中央要了兩萬兩黃金充盈香港聯和行。聯和行因此鳥槍換炮，一下子成長為大公司。

另外，既然發展內地與香港的進出口貿易，總要有個內地的協作公司，所以錢老又先去了煙臺（煙臺後來被國民黨占領，所以改為蘇聯控制的大連）成立了一家對口協作貿易公司，叫中華貿易總公司，並找到當時負責東北局的陳雲解決了農產品貨源問題。

最難的當屬海運，因為海路基本被國民黨完全掌控和封鎖了，硬來沒戲。錢之光的對策為：先租用兩艘3800噸的蘇聯輪船，阿爾丹號和波爾塔瓦號，然後通過火車將貨物運至朝鮮，再從朝鮮羅津港運抵香港，以避開國民黨盤查。

所以一直等至1947年11月，香港和東北間的第一趟貿易才正式做起來：

押着1000噸大豆，以及各類中藥材和黃狼皮的阿爾丹號，順利抵達香港，船上的貨物除了黃狼皮（當時做生意沒經驗，香港太濕熱，這玩意沒人要）外，均被香港市民一掃而光。楊廉安忙得不亦樂乎、大喜過望，到了12 月初，滿載各類解放區急缺的醫葯、軍工物資的阿爾丹號又順利北上了。

這條貿易線打通後，聯和行繁忙起來，僅一趟貿易後，公司就從3人發展到了20多人的規模。為了適應公司發展，楊廉安在香港皇后大道與德輔道之間的畢打行租下一間100多平米的辦公室。

1947年聖誕節那天，整個公司張燈結彩、喜氣洋洋，楊廉安尤其高興，歷經10年打拼，公司終於有了新起色，背靠香港，外加錢之光等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公司前途不可限量。

這一天，他突然向公司全體員工提出：“應該給公司取個新名字了，因為現在的公司已經不再是他一個人的，再用他的名字諧音已不合適。”

最後也是他提議，將“聯和進出口公司”更名為“華潤公司”。

他解釋：“華”代表中華民族，“潤”取毛潤之名字的中間一個字，寓意潤澤中華。當時公司所有員工鼓掌一致贊成。而英文名字則確定為“china resources” ，由楊廉安第二任妻子黃美嫻所取。

自此，華潤公司正式誕生了。

1948年後，原來在上海的廣大華行，搬到了香港，後與華潤合併。與此同時，其中在港的黨產店鋪貿易行，也都盡數合併到了華潤。

華潤，因此一躍而成當時最大的黨產企業，並有了第一任堅強的領導班子：董事長，錢之光；總經理，楊琳（楊廉安）；副總經理，袁超俊、李應吉，總會計，劉恕。

結尾

以上就是華潤誕生的歷史了。

1952年，機構改革，貿易部一分為二，變成負責“內貿”的商業部和負責“外貿”的外貿部。與此同時，華潤結束作為“黨產”公司的歷史，核算轉為國有資產公司，劃歸外貿部。

在上世紀50年代，受制於冷戰、西方資本主義封鎖影響，具有外貿性質的紅色公司非常少，常年在香港做外貿、跟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的華潤，幾乎成了“對資貿易”的總代理。

以豬鬃這類稀缺的戰略物資為例，國內實行統一採購、統一齣口，再由外貿部出口至國外，但當時外貿部能找到的做出口的唯一代理公司，也就華潤，因此叫“一個窗口、統一對外”。

華潤占盡天時地利人和，身上的擔子自然更重了，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所以在我國最初與外國進行貿易那會兒，華潤幾乎成了我們國家外貿的規則制定者、秩序維護者、標準制定者，以及外貿人才的教育者。

比如，怎麼建立商品檢驗標準、建立相應的合同範本、完善報關手續，以及怎樣推動各省市縣鄉領導重視外貿、遵守合同、提高出口商品質量等等。

以商品規格為例。過去咱們國家出口土紙，但因為土紙未能建立統一的規格，大小、重量、質量、包裝都不一樣，種類多達一千多種，如此一來，要分差價就很困難，自然出口就不方便。

再比如桂皮，原定每包60斤，但到了華潤手裡，每包只有59斤-57斤，包裝尺碼反而比原規定大，這要怎麼賣給外國人呢？許多時候，只能先運到香港，華潤再加工一次才能出口。

作為外貿唯一窗口，華潤責無旁貸，必須擔負起外貿教育者的角色。事無巨細，具體而微，一項一項手把手地教。

華潤轉為國有企業後，早期領導幹部也都有了新的安排，其中錢之光調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楊廉安則調回外貿部，任計劃局局長，袁超俊任紡織工業部辦公廳主任，原華潤駐京辦公室主任劉恕調往外貿部，任黨組秘書。

所以無論從人才輸出還是外貿文化的推廣來看，說華潤為我國外經貿領域的“黃埔軍校”也不過分。

在建國前後，除了做外貿外，華潤始終承擔著大量賺取利潤以外的政治任務，比如1948年護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籌備新政協，朝鮮戰爭時期突破禁運採購軍用戰略物資，為解放西藏轉運、採購軍用物資，以及平抑上海物價、幫助我黨接管上海等。

我們挑接管上海這事簡單說下。1948年8月，中央決定將廣大華行合併到華潤，其中一個原因，即考慮當時急需大量懂大城市和經貿的新幹部接管上海。

前面說了，上海廣大華行有人叛變，全體黨員陸續撤離到了香港，其中就包括創始人盧緒章。所以中央決定，將撤離至香港的廣大華行合併到華潤，一部分原廣大華行黨員幹部回內地協助接管上海——上海，內地最重要的經貿中心，接管工作不能出現任何閃失。

廣大華行合併到華潤後，盧緒章乘着華潤的阿爾丹號貨輪迴內地，後來領命成了上海市長陳毅的得力幹部，參與接管工作——即我們開篇講到的故事。其實前後腳的工夫，1949年，錢之光也去了上海。

接管大城市並不簡單，舊秩序沒了，新秩序還沒建成，投機分子渾水摸魚，囤積居奇，何況還有一些專門搞破壞的，弄不好經濟秩序大亂。光如何用人民幣替代以前的金圓券，就夠複雜的。

當時上海流通的金圓券超過40萬億元，新政府從丹陽運來40卡車人民幣，還不夠。因此軍管會迅速啟動印鈔廠印貨幣，當時上海還出現了面額200元的新版人民幣。而變成廢紙的金圓券則堆滿了各大銀行的庫房、營業大廳、走廊、甬道，甚至廁所。

更麻煩的，是新政權不可能立刻獲得人民群眾信任，所以他們擔心人民幣貶值，因此錢一到手，就立馬換成黃金、白銀，或換成糧食或其他物資，如此一來，人民幣貶值，物價上漲，同時還有大量銀元倒賣販子推波助瀾。剛兌換人民幣時，一塊銀元100元，一個月不到，已經漲到1100元了，而物價也在不到半個月內跟着漲了2.75倍，其中大米、棉紗分別漲了1.5倍至2倍。

投機者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

最後新政權採用了市場和行政雙重手法，才順利解決了所有問題，即後來引為傳奇的“銀元之戰”和為穩住物價的“兩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戰爭，華潤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當時盧緒章和錢之光，為了穩住上海物價，利用華潤地處香港方便搞外貿的優勢，制定了一個龐大的進出口計劃，上海缺什麼，華潤就及時進口什麼，充分保證了上海物資充盈、物價平穩，也讓大量囤積居奇的人虧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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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潤大廈

最後給大家講個小故事。

1947年4月，袁超俊（華潤副總經理）剛到香港，他的愛人鐘可玉懷孕了。當時他們已經有一對雙胞胎，因此實在沒精力再多要孩子。更關鍵的，是當時華潤設立了秘密電臺，而這電臺就設在袁超俊家裡，所以沒法請保姆。兩人商量後，用老鄉建議的土方法把孩子打掉了。

可4個月後，鐘可玉不小心再次懷孕。這次不敢再打胎，否則非常危險，因此只能等孩子出生。但問題依舊：孩子生下來要怎麼帶呢？

夫妻二人再次商量，最後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將孩子送養。袁超俊回憶說：“1948年4月27日，小女兒出生了，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小女孩啊！我們輪流把她抱在懷裡，親了又親。當湯校長（收養人）來醫院抱她走時，我們與可愛的女兒真是難捨難分……”

總之，說佩服有點太蒼白了，我瞭解完華潤的創業史，大多時候是覺得不可思議和極度震撼。讓我們一起向這些曾經奮鬥在經濟戰線上的先輩們致敬。

建國後，尤其是改開後，華潤的故事更加精彩：抗美援朝時突破經濟封鎖，幫助解放西藏，參與設立廣交會，利用“三來一補”助力改革開放…… 對此感興趣的朋友，敬請期待血鑽出品的關於華潤故事的第二部。

END

本文作者：左頁，血鑽故事執行主編

本文編輯：哲空空，血鑽故事主編

部分參考資料：

《錢之光傳》，《錢之光傳》編寫組著，中共黨史出版社

《紅色華潤》，吳學先著，中華書局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陳敦德著，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陳雲百周年紀念——全國陳雲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盧緒章：為黨經營的廣大華行“老闆”》，學習時報

《華潤——在大決戰中創業》，袁超俊口述、樂鑠撰寫，紅岩春秋

《隱蔽戰線的英雄———楊琳》，楊燕著，中國僑網

《從“銀元之戰”到“兩白一黑”，1949年夏的激烈市場搏擊》，燕嬋，中華讀書報

文章配圖：《風箏》劇照，柳雲龍飾演中共特工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藍鑽故事”（ID:lanzuangushi），專註於家國、商業故事，在波詭雲譎的故事中，叩問人性。轉載授權請聯繫“藍鑽故事”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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