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北京已經快十年了。過去的一年半里，我總會想起一個叫 premium mediocre 的東西。你可能聽說過這個詞。它最早由商業作家 Venkatesh Rao 提出，之後被翻譯為“優質平庸”，並作為一種消費品營銷手段被一些中文媒體報道過。所謂的“優質平庸”消費品，大概說的是那些經過包裝，把普通商品變成“輕奢/高級體驗”的勞什子們，“優質平庸是超級經濟艙，是《權力的游戲》（在我們這裡也許是《生活大爆炸》），是所有那些看起來比吃起來好的 Instagram 食物”。Rao 的原文並不只是在討論營銷手段，而是那種讀過之後就一直跟着我的雄文：它借給了我一副濾鏡檢閱當代大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且進一步加強了我作為假左翼青年的偏見：“新中產生活”，真是個笑話。但我知道自己對“優質平庸”的執迷遠不止這些。它可能是擊中了某處內心隱秘，一個我不太敢抵達的地方。直到前幾天，一位在大半年前被我推薦了文章的朋友問我：你有沒有想過，我們自己可能就是優質平庸本人？她把原文的一句話截圖給我：“優質平庸，就是平庸被裹上一層‘優質’精裝，但並不足以改變平庸內核。”我或許可以對優質平庸消費品的“虛假”光環嗤之以鼻，但我自己的確就是個優質平庸者。而“精普人”我，大抵是在過着一種“新中產傀儡”生活。
I
要討論“精裝普通人”，似乎得從定義“普通人”開始。所以，什麼是普通人？
介於任何的收入劃線和學歷工作描述都要引來血雨腥風，我思前想後不如直接玄學上陣，將“普通人”定義為一種精神狀態：普通人，就是不覺得自己獨一無二，不在意成為人群焦點，為自己的小確幸開心，也樂於為別人鼓掌。
我的普通人朋友們不會為了每天穿什麼上班傷腦筋，鮮少在對話里暗示自己認識某重要人物，經常發（在我眼裡）已經爛大街的網紅餐館要去打卡，並且即便是在藍蛙也能發出贊嘆，“哇，這個太好吃了吧！”
而他們的反面，就是“精普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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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精普人”我也無時無刻不在挑挑揀揀（比如上上一段的最後兩句）：我對北京餐館80%的食物評價是類似於“北京有能吃的 Pho 嗎？” “為什麼要在餐館吃 dry pasta?”“這個紅燒肉根本就沒有層次” 的 takedown，交談中聽到別人說起《老友記》《紙牌屋》或是愛死機要努力壓住白眼，前段時間，上海兩位朋友給我發她們的每日做飯 vlog，我第一時間最想說的總是，“為什麼你們不能買個好點的砧板？”我知道這讓我聽起來很糟糕，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糟上加糟，比如剛工作時的我總要在朋友圈發表一些紅酒評論：岳佳
當時的我是完全不懂紅酒這種樂子的。8年過後我雖然還是不懂，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在某些場合丟出類似“啊，真是什麼都比不上2018年的巴貝拉”的評論（“2018年的巴貝拉”只是因為18年我讀了一篇企鵝吃喝指南的賣貨文章並且下單了兩瓶，文章裡面提到一句“今年的巴貝拉特別好”，請大家自動取消這句評論的合法性）。人們總是說“越自卑的人越愛顯”，這句話被用到自己身上可真是不好受。可老實講，我鮮少能感受到以上行為是出於掩蓋自己的“不堪出身”，它更像是後天習得、混合上從小“不在場面落下風”的爭強好勝、由此不斷加固的應激反應：當我長期身處每日精心 OOTD、間歇性拽人名、習慣把各類生活方式和“TA 是怎樣的人”掛鉤並且嘲諷腔不斷的“精普人”圈子裡時，跟着這套規則走似乎是阻力最小的選擇。我不是在打受害者牌，這些來回是一種互動而非由誰單邊挑起，但鑒於瞎顯擺的人總能輕易識破同黨（“TA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跟我一樣”），同時又要不斷加碼（“哦，我在兩年前就開始用它了”），這些社交對話到最後總是讓人精疲力盡又毫無滿足感可言。更大的問題是，我日漸意識到我這種長期鼻孔衝天的狀態正在疏遠我的普通人朋友們（不是蔑稱，參考本段開頭）：大半年前，一位（在我單方面看來）感情基礎深厚的朋友和我發生了不算什麼大事的一次微信爭吵後就再也沒有和我說過話了，一位共同朋友的分析是：你整天一副什麼都懂又比別人懂更多的樣子，可不就是非常容易讓人對自己感覺不好。這位共同朋友還建議我停止說話中夾英，“如果你在乎讓自己更有親和力一點”。這一點我真是做不了什麼改變，我當時回覆她，“I thought you guys like me 就是因為我精通一切城市生活呢。”這自然是一句玩笑，我所知道的80%都是因為“我讀了一篇文章”（另外20%來自別人的微博），我只是非常擅長假裝這是我“從小”的生活習慣，或者是裝出一副3年前就讀完了我在談論的那一整本書的樣子。就像上一篇我的自述稿里的某則評論：“她們看上去很豐富，實際上卻無比貧瘠”，那是一朵我獨自一人時趕不走的頭頂烏雲。
And here's a bigger joke: 我時不時會想，如果我不再有這些“精裝”包裝了，大家還會愛我嗎？II
我完全清楚上一句話有多麼荒唐，但請允許我提供一些上下文：我的工作。
更具體來說，這大半年來經常襲擊我大腦的一個念頭是：如果我沒了這份工作，沒有了“時尚雜誌編輯”的抬頭，那我是誰呢？
當我不去想那個抬頭時，我對這份工作感受是很矛盾的：我的同事和老闆都很不錯，並且當“內容生產”進展順利時我還能體驗到傳說中的 creative flow，但另一半時間里我也很惱怒自己生產了大量賽博垃圾，並且也幾乎沒什麼機會“為自己寫點什麼”。
除此之外，有一部分工作內容我壓根就不擅長，and to make things worse，我壓根沒動力把它做得更好。有一半的時間里，我都是硬着頭皮交個行活，第二天因為自己的行活不達標而獨自憋屈。
不少朋友都聽我倒過上面這桶苦水，他們的反應基本一致：那你怎麼不自己出來乾，做點你想做的事呢？
每次聽到這話，我心裡就要死去一點點。我用過各種場面話把對話搪塞過去，不曉得朋友們是否有看出來我真正害怕的是什麼：
沒有了這份工作，我該怎麼描述自己？
沒有了這個抬頭，我的草包本質不是很容易被揭穿嗎？
我知道這聽起來是典型的通過自我貶低尋求關註的誇張說法。如果跳出自身，或是換做別人向我透露這一層想法，我也能搬出各種“把自我價值和工作綁定有多麼愚蠢”的道理了結這場對話。但如果我對自己拿出80%的誠實，“沒有了這層光環/抬頭/工作身份的通行證我就要完蛋了”的擔憂的確在我的生活中時隱時現：當信息流里出現“35歲大廠員工被裁是什麼下場”還要手賤點進去看完，它會出現；當前兩周媽媽發給了我老家表弟剛出生兒子的視頻，順便問我端午準備怎麼過，碰巧我正在因為害怕交不出一個達標行活又剛剛點開另一篇“35歲在大城市失業”時，它讓我蜷縮在沙發上哭了大半個小時。我大概需要解釋一下最後一條是什麼意思，雖然它註定要引起一些朋友的不適：我當初離開家就是因為我不想成為那個家庭的一部分，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我只是覺得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快十年過去了，日漸明朗的實情是，追逐“更好的生活”只是把我變成了一個四不像：我大概是沒有“想成為的人”要擁有的才華，也沒有攀登主流成功所需要的堅韌。我所剩下的，只是在社交場合展現一些所謂的“品位”，抓着一個能被大多數人認可的工作抬頭，沒有自己的目標只能不斷滿足“系統”對我的要求，在人前扮演一個“過得還不錯的人”。與此同時，我又總是因為家人的簡單問候手忙腳亂。我平時不和他們說話，被問起了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想起之前一個美國華裔女生的文章里說，自己為了融入主流白人社會漸漸忘記了自己的母語，有段時間甚至要通過翻譯軟件來和父母交流。我的具體狀況沒那麼誇張，但又很相似：我有時懷疑我為了融入大城市，融入“新中產”生活，是不是已經刪除了最初的自己。更糟糕的是，無論我如何嘴上滔滔不絕“新中產生活是個笑話“，我依舊放棄不了現在的這一切：大概是在擔心，如果沒有這些“精裝”，我就會變成一隻被倒空了的杯子，在地上無助打轉；最初的自己似乎也已經找不回來了，那我到底還剩下什麼呢？
III
我和三個朋友說起過這則“端午家庭短信事件”，前兩個以為我被逼婚了，我再一次和他們解釋我媽早已經不在乎了，至少錶面上不會再提了。
最後一個朋友，和他已經認識了五六年。我很少主動找他說話，總覺得沒必要用我的工作俗事和自怨自艾來干擾他（在我眼裡）閑雲野鶴的歐洲生活。
要不是他點贊了我前一天的朋友圈，我大概也不會大半夜點開對話框把這篇的前半截發給他看：
IV
我去搜索了一下“殘酷樂觀主義”，意識到我的這位朋友可能只是把《紐約客》的某篇書評改寫了，也許他也只是剛好讀了一篇文章。
但這不重要了。
這些年我們越來越多去追問幸福到底在哪裡，如何才能更快樂。或許是外部世界的風浪已經把我們帶到了疲憊頂點，我們看到了好多“回到原點”的回答：
新東方的董宇輝老師會說，回老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Sally Rooney 在書里會說，去找到親密關係吧，去找到那個看到你本來樣子的人；
還有選擇了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或者是切換到一份“平凡”工作的同齡人會說，簡單一些吧，回到柴米油鹽、公園散步、回到煙火氣里去吧。
都是很好很好的回答。
我的回答是什麼呢？我不知道，我能感受到我體內還有不服、不甘、躍躍欲試的衝動沒有被燃盡，我只是經常不知道它們具體指向哪裡。這是我總會被一時的場面風光和短期的系統獎賞牽着走的原因嗎？也許吧。“不知道”和“不確定”好難熬啊， Laura Berlant 描述說，“像是在邊界不清晰的水域里狗刨”。但就像那篇《紐約客》文章里最後提到的，Berlant 的一個秘密座右銘，是“我們拒絕被累趴下”（We refuse to be worn out）。
此時此刻的我尚不明晰要做些什麼去打破舊的循環，但我開始相信遠方有另一種“更好的生活”在等着我了。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91巷42弄37號
